［摘要］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史料编纂与新中国历史同步展开。1950—1965年间出版的《人民手册》以其丰富、全面的资料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的早期代表。《人民手册》的出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按年度出版的《人民手册》收录了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法律政策文件、党派团体情况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成就与统计资料，既是一套具有重要实用价值的参考工具书，又是一套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集，为新中国史史料系统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关键词］《人民手册》新中国史；史料编纂；史料价值
［作者简介］王怀乐，法学博士，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研究”（21ZDA07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大公报》创刊12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大公报》“为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香港回归祖国、保持繁荣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目前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学界对《大公报》展开了深入研究。但已有成果多聚焦报纸与报人的研究，对该报社其他方面的研究关注很少。从1950年起到1965年止，除1954年外，大公报社每年出版《人民手册》，收录各年度党和国家重要法令文件、领导人重要讲话和指示、大事记，以及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卫生、教育、体育、外交等领域的建设成就和统计资料，为我们提供了一套非常系统的新中国史史料。这是大公报社为新中国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然而这一贡献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重视。因此，深入挖掘这套史料的编纂背景、内容与价值，对于更好地开展新中国史研究、宣传与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最早出版的《人民手册（1950）》（以下简称1950年本）是由《大公报》记者张篷舟一人编纂的。之所以要编这部手册，张篷舟曾回忆道：“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后，我被调为研究室副主任。原可不必做什么实事，但是，我自动搞起了资料工作。首先是编写大事记。恰巧报馆为庆祝新中国成立，于1950年元旦加张，要出1万多字的大事论，正好用上。王芸生社长知道我在解放前独力编印过10年《中国要览》，因之，要我主编《大公报年鉴》。我因解放初期盛行保密，无法出年鉴，主张改出《人民手册》。”可以说，《人民手册》的编辑出版，既有编者个人因素，又有深刻的时代背景。 张篷舟对资料工作的高度重视及从业经历为编纂《人民手册》奠定了坚实基础 新闻工作离不开资料工作的辅助，很多新闻机构都设置了资料室这一部门。有学者形象地指出：“资料室的资料工作，不仅是新闻媒介宣传报道的‘后勤’，为新闻工作服务、咨询，而且还是编辑系统的‘前哨’，为采编前期劳动提供‘弹药’、‘粮草’”。大公报社也是如此。同时，大公报社还非常重视研究工作，为社会实际服务。七七事变前，大公报社负责人曾设想设置研究部以传播知识、报道国情、教育国民，但这一设想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而未实现。1938年，《大公报》香港馆设置“研究部”，由于战时环境限制，当时作为研究部成员之一的张篷舟只是做了部分中文剪报资料收集工作。但此番资料工作，却奠定了他后来编辑《人民手册》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初期，张篷舟主动申请到大公报社资料室工作，曾任资料室主任。20世纪50年代后期，张篷舟先后到汉口、重庆、上海、桂林、香港等地，收集《大公报》完整报刊。经过此番努力，在北京《大公报》的资料室里，才真正有了一套完整的《大公报》。可见，张篷舟不仅有着丰富的资料工作经历，更对此有着浓厚兴趣。上海解放后他主动要求搞资料工作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篷舟作为报人的时代责任感是编纂《人民手册》的重要动力 新中国成立前，张篷舟曾编过《中国要览》国情资料书，至1948年已出版至第十次改编本。之所以要编纂此书，是因为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编者痛惜同胞对于国势之隔膜”，于是编印此书以期有助于国人对国家大势和时代使命的基本认识与参考。此书篇幅不大，百页左右规模，内容涵盖国家机构、交通、财政、大事记、对外条约等。而张篷舟编《人民手册》的动力与之一脉相承，一是为了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二是“使新时代的人民对自己的当前的国势能够有一个简明扼要的了解”。 报社兴办年鉴也是重要的时代背景 年鉴是记述上年度国家状况的资料性工具书。现代性质的年鉴约在19世纪中期传入中国。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出版年鉴一度成为风气。其中报社兴办年鉴也大都始于在这一时期，如《时事年刊》《申报年鉴》等。考虑到这一时代背景，再加上张篷舟的个人经历与志趣，王芸生想让张篷舟主编《大公报年鉴》也是顺理成章的。 可以说，《人民手册》是编者个人志趣与工作经历、报社责任与时代发展等因素综合影响下的产物。随着时间的推移，编者的队伍也不断壮大，手册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最初的“小册子”变成“大部头”，为我们提供了新中国的宝贵历史记录。 除1954年，1950—1965年，《人民手册》按年度共出版17册（详见下页表）。其中，1950年本共出版两册，即1950年元旦初版和4月的再版增修本。1950年元旦版手册最后留有若干空白页，方便读者增补新的或者自己重视的材料，此后版本再无此设置。1951年本分为上、下两册，其他年份均一年一册。《人民手册》缺少1954年本，这是因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1954年9月底闭幕，会议期间和闭幕以后有许多重要材料陆续发表，来不及在1954年内出版，于是出版1955年本，与1953年本相衔接。 作为一套体量巨大、时间跨度长、影响范围较广的参考工具书和史料集，《人民手册》的出版经历了不断摸索改进的过程，呈现出以下几个显著特征。一是手册的编纂是集体努力的成果。无论编者是个人还是团队，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均得到了各单位和读者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有关党派团体的资料，部分单位在编者寄请修正的原稿中还加入了一些珍贵材料。可以说，这套手册编者群体是有限的，但提供材料与意见的群体是无限的。二是手册的发行满足了读者需要，畅销一时。1950年元旦初版平装本共印1万部，预订即已占大半，发行不到20天便已售完。张篷舟曾回忆道：“开始是报馆自售，办理预订，经理部门口排过长龙。1953年起由新华书店包销，书店原要50万部，报馆因纸张、印刷力量不足，每年只印10万部，书店只得内部分配，门市见不到书。”三是编者与读者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读者不断提供新材料、新意见，编者也能够及时吸收回应读者意见，并不断改进编辑方法。例如，手册在付印后往往有新的重要文件和资料来不及印入书中，编者便以补编方式加印散页，夹在手册中发行。1959年本便是这种情况。有些读者认为这样容易丢失，建议在之后出版的手册中仍然编入。编者接受了这个意见，在1960年本中便将1959年的补编材料编入。 《人民手册》按年度收录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对外关系等各方面的文件和资料，不仅有法律政策文件、报刊社论，还有各个领域的重要事件汇编与各类统计资料，材料来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连续记录了建国后各条战线的发展成就，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人民手册》出版历时16年，整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这一阶段包括1950年本、1951年本。这两本手册在体量上较后续年本小，在内容结构上与之前张篷舟所编《中国要览》类似，主要包括纪念节日，土地人口情况，政协、政府、党派、团体介绍以及相关文件，经济、文教、对外关系等领域资料汇编，年度大事记等。而且如前所述，二者在编纂目的上同样有相似之处。 在具体内容上，手册紧跟时政变化调整版块的重点内容。如1950年本重点收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相关文献，而1951年本则减少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内容，相应增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内容。再者，由于当时国内尚未全部解放，因此这两本还专辟“解放战争”专题，不仅有整体战果统计，还重点收录了1949—1950年各地解放的经过。这一阶段可以说是《人民手册》出版的起步阶段，其风格特点与编者过去的个人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内容结构上也对之前的成果多有借鉴。连续两年的成功出版与热销也给后续的编纂奠定了良好基础，也促使编者此后增加编纂体量，以更好地满足读者要求。 这一阶段包括1952年本、1953年本、1955年本。这一阶段的《人民手册》虽然仍由张篷舟、张仪郑编纂，但体量显著增加，已达百万字，成为名副其实的“大部头”。《人民手册》在具体专题设置上也有显著变化。一是新增特色专题，主要汇集上一年度至《人民手册》出版前国内重大事件的相关材料。例如，1952年本设置抗美援朝运动、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增产节约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等专题。此外，1952年本还设置“解放战争·抗日战争”部分，分别收录朱德和聂荣臻题为《中国人民怎样击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反动派》《中国人民怎样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侵略者——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的文章以及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的相关统计数据。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因此1953年本第一个专题就是“悼念斯大林同志”。同时，这一年也是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之年和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而准备的普选之年，因此手册设置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专题。1955年本设置了“人民代表大会”特色专题，对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相关情况和材料做了详细介绍和收集。二是常规专题分类更加详细。与之前出版的手册相比，这一阶段手册的专题设置包括纪念节日、土地·人口、政治·法律、党派·团体、财政·经济、产业、交通、文化·教育、体育、主要会议、大事日志等。常规专题的设置相对固定使得手册的内容框架基本确立起来，重点专题与常规领域的结合，使得史料编纂既重点突出又系统全面。 这一阶段包括1956年本、1957年本、1958年本。自1956年本开始，编者改为大公报社人民手册编辑委员会，排版也从竖排版改为横排版。1956年本是一个较大的转折，编辑内容和方法上相比之前都有了很大变化。在内容上，手册正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开篇，其他材料分为四大类，即1955年大事特辑、政治·外交、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土地·人口。大事特辑类似之前版本的特色专题，1955年大事特辑收录了这一年里发布的指导我们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重要文件，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以及农业合作化运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相关资料。政治·外交部分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国家机构的介绍材料，相关重要会议以及法律法令的汇编，还有关于解放台湾、肃反、对外关系的内容。经济建设·文化建设部分涵盖工业、农业、水利、交通、财政金融、文教卫生、科学、体育等版块，以及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等时事内容。土地·人口部分主要介绍我国的行政区划，并收集了有关少数民族的重要材料。手册还根据读者的意见取消了大事日志和有关纪念节日的内容。 在编辑方法上，手册有四个方面的改变。一是增加了综述环节。由于某些部分缺乏比较全面概括的材料，手册便将有关这些部分的重要事件扼要综述，排印在最前面，以便读者查考。如铁路、科学、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等部分均以综述开篇。二是增加了“文件索引”环节。《人民手册》是一本按年出版的参考书，每年都会遇到怎样处理上一年或者是更早时期发表的、仍有查考价值的材料等问题。尤其是重要法令文件，重复刊载会占据版面资源，而直接取消则会影响参考价值，因此手册采用编文件索引的办法，在每一部分的后面单独列出题目，标明书名页码，供读者参考。这样做一方面减轻了手册的篇幅负担，另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一年来国家在各方面的成就与现状，毕竟各条战线史料浩如烟海，以一本手册的容量不可能兼收并蓄。三是增加了“参见”环节。由于手册分类较细，一些重要材料可能同时涉及不同部分。凡是这类材料排印在前的部分全文收录，排印在后的部分则不再全文收录，只注明参见页码以便读者查找。如1956年李先念所作《关于一九五四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既可以收集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部分，也可以收集在“财政金融”部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前，因此全文收录于此，而在“财政金融”部分，则直接标注“参见第160页”供读者查阅。四是补编问题。自1953年本开始，因材料发表较晚来不及印入手册但又必须补充或改正的材料，以“补编与勘误”单独插页的形式附入手册内发行，以供读者参考。如1953年本的“补编与勘误”页编纂时间为1953年6月20日，而该册的出版时间为1953年7月1日。1955年本的“补编与勘误”页编纂时间为1954年12月20日，出版时间则是1955年1月。1956年本只有“补编”，没有“勘误”，并未独立成页，而是作为该册的最后一部分，收录了1956年初发布的包括《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等在内的几项重要材料，并且按照当年计划，补编的文献还要刊载在1957年本当中。而实际上，为了节省篇幅，有些原来已经登在1956年本中的材料，1957年本就不再刊登了，只有周恩来在政协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以“参见‘1956人民手册’614页”的形式出现在1957年本中。 1957年本正文同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开篇，内容结构与1956年本基本相同，只是将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分别设置，并增设附录。其中，大事特辑第一项收录中共八大相关重要文献，包括大会文件、部分代表发言及大会日志等。原经济建设部分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也与1956年底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相契合。此外，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两个部分的各个项目的侧重点在统计数字和情况综述方面，这也提高了手册的参考性能。“土地·人口·少数民族”这一部分增加了有关少数民族的内容，包括少数民族状况表和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简要情况。附录比较简单，仅包括1957年纪念日、节日，全国统一外汇牌价表，各国度量衡换算表。1958年本内容结构基本与1957年本相同，只是没有附录。编者还接受读者意见，对若干刊登在已出版手册中的材料加以删节，如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历史情况部分删去，以节省篇幅。这一阶段的手册编纂，对内容分类进行了调整，集中而又系统地提供文件和资料，增强了手册的条理性。 这一阶段包括1959年本至1965年本。自1959年本开始，手册整体结构上进行了“扁平化”处理，又回到了第二阶段1952年本、1953年本、1955年本的风格，整体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大事特辑，主要收录党和国家重要会议、毛泽东重要论述、当年热点事件等，每年专题数量不同，少则4个，多则12个。后半部分形似年鉴，均分为土地人口、政治社会、对外关系、财政经济（贸易）、工业生产、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运动9个专题，一直比较固定。 在内容上，这一阶段的手册，前半部分更加突出重要时间节点的主题。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到1959年3月刚好10周年。因此，1959年9月出版的1959年本设置了“一定要解放台湾”专题，但收录的主要是1958年的文献。1959年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因此1960年本设置“伟大的十年”专题。列宁出生于1870年4月，故1960年本设置了“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专题。196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故1961年本设置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专题，等等。与第三阶段相比，这一阶段的手册没有综述与文件索引，也少有“参见”和补编，在资料选辑上更为精炼和聚焦。 《人民手册》作为一套近2000万字的参考工具书，不仅能够使读者通过手册了解新中国成立十余年间国家各条战线的发展成就，还以其丰富的资料储备成为重要的科研辅助参考材料，得到了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诸多文章、著作的引用来源。已有研究成果或引用相关重要史实，或引用相关法令指示。然而，长期以来，这套手册的史料价值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新中国史研究同样离不开史料的积累。“与其他时段的中国历史研究相比，新中国史的研究起步晚，学术积累相对少，但同时也存在历史感更强、资料更加丰富等便利条件。”“一般来说，文献史料是记录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活动的主要载体。这类史料具有内容丰富、连续系统等特点，因而是国史研究的基本史料，是最重要的史料来源。”1956年6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要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并加以整理。实际上，新中国史的史料编纂起步很早，几乎与新中国史同步。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有各类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面世，出版时间最早的就在新中国成立当月。这些“开国文献”在内容上大同小异，主要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重点材料汇编，包括会议开、闭幕词，会议通过的法律文件及相应说明，会议宣言，个别代表发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等。部分版本还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以及政协筹备会相关文件编入。东北地区发行的部分版本还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建议、东北人民代表会议决议编入，体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上述版本整体上篇幅都不长，大都为100页左右。 1949年12月，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编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出版。这一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只聚焦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几乎涵盖了此次会议的所有内容，不仅有每日情形的记录，还刊出了12位代表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以及85位代表在会议期间的发言，最后还附有4篇国内外重要社论。半年之后，由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秘书处编纂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出版，不仅汇集了此次会议的全部文件，还登载了许多会议照片，图文并茂地展现了会议的整个过程和全部内容，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与香港新民主出版社编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相比，纪念刊史料更全面，比如《为中国人民政协代表杨杰将军遇害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杨杰将军家属唁电》一文，新民主出版社版本就没有收录进去。此外，纪念刊除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内容，还包括新政协筹备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开国大典）的内容，使整个史料收集更加全面、连贯。 关于开国史料的编纂，除了应时应景的作品之外，多集中在重要时间节点上出版。199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5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选》，所收文献最早的是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关于请一批民主人士到解放区参加代表会议的信，最晚的是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分为“新中国蓝图”“向全国进军”“筹备政协”“建国纲领”“隆重开国”“施政方略”“团结统一”“对外关系”八个专题，史料所涉及的时间跨度与内容结构均较前述文献更进一步。200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编辑出版《开国盛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重要文献资料汇编》，所收文献包括“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起”“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等。该书所收资料非常丰富，首次对各种重要历史文献和各大报纸围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相关报道进行了集中搜集。这也成为这套史料的一大亮点。因此，从时间与内容上看，可以将“开国文献”作为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起步。 同时，新中国成立初期，还有一些专题史料出版。例如，群众书店印行的《中苏关系史料》（群众书店1949年版）、新华时事丛刊社编的《中苏关系史料》（新华书店1950年版）等，但内容涉及新中国史的部分比较少。再如，《首都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新华书店1949年版）、《土地改革重要文献汇集》（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三反五反运动文件续编》（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三反五反运动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等，均成为新中国史史料的重要部分。此外，为了服务于当时的工作学习需要，各地也编纂了部分学习材料或者参考资料，内容涵盖党和国家的相关决定、通知以及重要社论等，不仅对工作具有指导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中共华南分局宣传部编的《干部学习材料（第一辑）》（华南新华书店1950年版）、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编审部编的《土改问题参考资料（第一辑）》（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1950年版）等。 如果说以上史料编纂主要涉及某个“点”（即重要历史事件）或者某个“面”（即具体某一领域），那么，《人民手册》则以其持续时间长、内容涵盖广等特点，全方位、多方面、立体化地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余年的历史进程。这是一套系统全面的史料参考书，最早的一册于1950年元旦出版，时间上虽晚于“开国文献”，但从内容结构和丰富程度上来说，《人民手册》是新中国史史料编纂的早期代表。 第一，《人民手册》旨在记录新中国成长脚步，其出版过程亦与新中国相伴而行，因此，手册能够及时收集各方史料，并原汁原味地呈现新中国风貌。特别是一些报刊由于尚未电子化而不便查阅，通过手册也可获得一定的信息。 第二，《人民手册》在编纂过程中既注重资料收集，又注重统计数据的收录，是研究新中国史难得的宝贵素材。新中国史研究既具有较强的现实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又具有历史学科的科学性与学术性，这也深刻影响到新中国史的史料编纂与使用。一般来说，严格意义上的新中国史研究，是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展开的。而改革开放前出版的这套史料，在编纂上充分体现了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和主流本质，为后续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良好基础。 第三，《人民手册》资料几乎全部为公开发表，并标明出处，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史料线索。同时，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新中国史资料集，同《人民手册》的编纂体例与风格有一定的相似性。如1996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1949—1995）》六卷本，力图从国家历史发展的角度，全面、真实、客观地展现新中国史的各个方面。除总论外，这套书以年为单位，每年又分为史事日志、大事纪要、历史实录、人物传略、典章制度、文献资料六部分内容。其中，大事纪要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类别，以时间顺序概要记述各类重大事件的全过程，典章制度分类记述各类机构、制度、法律、法规、政策的设立和沿革，文献资料则以时间为顺序，收入各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的社论、报告、讲话、声明等。从客观分析来看，二者在编纂使命、内容与体例上存在一定的传承。 新中国史史料浩瀚如海，必须高度重视编纂工作才能有效开展新中国史研究。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史史料编纂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改革开放之前的史料编纂同样不容忽视。就编纂内容结构、规模与出版时间而言，《人民手册》既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记录，又为我们今后的史料编纂提供了借鉴。收集编纂史料仍需久久为功，续章仍然需要后人不断努力书写。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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